即利用中国央行同时印钞对政府债务进行拯救（债务置换）和股市拯救（提供平准资金弹药），在做空股市之后，开始做空债市。
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经过60年代初的大调整后，最终消费率重新上升，1961至1969年间，平均为70%（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
改革至今，可以说，在国有单位内，分配体制方面的改革一直尚未根本触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有工资结构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是福利性的。而改革开放之后，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则是在最终消费额的绝对量不断迅速扩大、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目前启动经济中的问题 从今年初开始，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主要是投资），启动经济，确保8%增长目标的种种措施。但从一些局部地区看，前几年已建起来的一些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果居民是在大幅度压缩一般正常消费支出、大幅度挤压原有购买力的情况下来购房的，那么，必然导致一般消费需求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一般消费市场（包括一般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疲弱状况。
长江流域的整治与开发， 是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已有的开发方案和建设基础上，以三年作为启动，先从沿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沿江中小城镇建设、江道与两岸的整治（以欧洲莱茵河、多瑙河为榜样）开始，有选择地、先易后难地分段实施。（2）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因此，在长远，需要关注这样一种问题：正如哈耶克所言，政府的政策往往导致非意图的后果。
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是阿谀逢迎之辈，也不是所有官员都热衷于权钱交易。否则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以其尊严为代价，而对权力低声下气、趋炎附势? 有关资本是强是弱、应强应弱的讨论，在建国之前就曾经存在。其结果比如包括，政府的限制性法规政策越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企业家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机器而非人力来组织生产。企业家的最大贡献是推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的经济发展。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对手下作出如此的着意安排。这种特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
我国的经济体制仍在转型过程中，仍是转型经济，接近于市场经济，但还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很多人不会因为其商业贡献而感谢他们，而是在不对称的程度上赞赏比尔盖茨基金会的善举。权钱交易不是市场经济所允许交易形式的组成部分，因为公权乃是公器，不容私染，不应用于交易谋利。一旦在某个环节出事，不仅其多少年的辛劳就白费心机，怎么巨大的商业帝国也可即可刻倾覆，而且难免有牢狱之灾。
有大量企业家从来就厌恶和避免与权力打交道，虽然失去了很多利用不正当手段而发财的机会，但是也因此而避免灭顶之灾。从严格意义上看，我国与上述标准还有较大的距离。而劳资关系，本来首先属于契约自由和社会自治的界域。后者相当于前者的九牛一毛。
我国有权有贵，也有权贵，更有权贵资本，但不是资本主义，自然就不适合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我们很多人也属于问题人。
马云的商业帝国也是一样。一些企业家会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做出妥协，委曲求全。
需要遵循哈耶克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既为企业家，也为我们其他每个人人提高一个授能环境。比如四川刘汉事件就是一例明证。其实，他们的商业贡献要远远大于其获利。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本来面目。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在基础性与关键性行业以及在金融部门占据主导或者垄断地位，最后一条标准也不符合。最为红火的红顶商人其实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环境保护可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生产经营的前置条件。要节制权力，解放资本。
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引用它，该文章曾经在一个小群体内部的讨论中遭遇阻击。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之强也隐含了企业家之弱。
权与贵的结合并不是不可以，官员不一定必须是穷人，富人也不是不能参政。这方面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只有深入企业家群体者才能明了个中情形。
熊彼特甚至只把这种实现新组合者才视作为企业家，而且，只要这些人完成了实现新组合的工作，或者不从事实现新组合的工作，他们就不是企业家。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引入多点接触技术，对移动通讯实现行了一场革命，现在的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前景，均得益于苹果革命。准确地说，我国介乎两者之间，属于一种统制主义经济体制。这一标签有些不够精准。
中国的企业家纷纷移民，可以部分由此得到解释。有很多企业家过去利用政府关系获得大量发财机会，他们生意越大，内心愈加不安。
国父孙中山曾经提出：节制资本，扶助农工。要在这个基础上拯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包括当今那些问题企业家的灵魂。
也就是说，政府在这一体制下仍然统揽控制经济，而不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苹果公司的商业成功已经是全人类的最大福利。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曾经把政治与经济作一类比，认为政治与经济一样也是交换，因而存在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对。撇开环境保护要求而不谈，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均涉及劳资关系。在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往往需要突破法规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去谋取实现自身所面对的机会。在统制主义体制中，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和控制市场过程，包括建立行政垄断企业，维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推行各种价格和数量限制。
企业家之强，需要体现在卖出其产品或服务，需要为消费者实现价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企业家的生产经营需要承担各种风险，但是政府管理则不需要，雇员工作也不需要。
进入 冯兴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贵 。总之，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比我们批评的问题企业家高尚，多少有些犬儒。
我国多数企业家是有特质者：他们对盈利机会比较警觉，甘冒风险去组织资源去争取实现利润机会。由此为我国朝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体制转型确立了明确的目标。
